Jul 17, 2010
Garry Winogrand
Garry Winogrand(1928-1984)，美國攝影家，出生於紐約的Bronx。John Szarkowski談到在擔任MoMA攝影部主任的期間，Winogrand的作品大概是他最沒有準備好接受的類型。Szarkowski解釋說，Winogrand似乎把他所知道並且尊敬的一些攝影原則拋在腦後(The Photographer’s Eye裡頭提到的五點等等)。而其中最明顯的是Winogrand的影像當中歪斜的(tilted)水平或垂直線，讓觀者感受到一股率性，甚至到有點隨便的拍照方式。但是，不可否認的，Winogrand的照片內容卻是非常的有趣又充滿生命。
1948年，20歲的Winogrand結束了兩年的軍旅生活，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繪畫。不久在一位友人同時也是雜誌攝影師George Zimbel的介紹下，初次的接觸了攝影。過了兩週，Winogrand決定從此放棄繪畫，全心投入攝影。1951 年，Winogrand成了一家圖片公司的特約攝影師(stringer)。Stringer跟freelance photographer不太一樣，當時所謂的特約攝影師尚可使用部份的公司資源，例如暗房設備、辦公室、攝影技術資料等；今日的自由攝影師得一切靠自 己。然而，初出茅廬的Winogrand並沒有接獲許多的工作機會。絕大部分的時候，他的拍攝題材都是自發性的想拍什麼就去拍(self- assigned)，之後將照片交給公司，公司再把照片展示給客戶看。1954 年，Winogrand在友人的建議之下帶著作品到一家的攝影經紀公司。Winogrand帶了作品前往該公司面試，照片的數量多到從辦公室地板疊到辦公 桌的桌面高度，一共有三到四疊之多。面試他的Henrietta Brackman回憶道：”他有很強烈的內在動力，自我的風格與性格(a person of strong inner drive – has own style and character)”。
50 年代中期，Winogrand開始幫雜誌拍攝圖片故事，例如：Collier’s、Argosy、Men、Sports Illustrated。然而，拍攝的任務內容卻讓Winogrand越拍越提不起勁：演藝人員、遊行、運動競賽、昂貴的沙龍…等。上述的拍攝任務的 限制還算少，真正讓Winogrand受不了的是一些有明確標題的圖片故事，例如：母羊惠特尼和牠的孩子們(Whitney the Goat and Her Kids)、貓與狗(Cat Meets Dog)、海灘木板道路上的乞丐(clochards on the boardwalk)…等。1955 年，對攝影史所知甚少的Winogrand決定和妻子Adrienne進行橫跨美國的旅行，他的理由很模糊也很簡單：”那裡有些照片需要被完成” (There were pictures to be made out there)。友人Dan Weiner得知了這個消息之後，拿了一本Walker Evans的攝影集American Photographs給他看。
多年以後Winogrand談起這件事時說道，對當時美國雜誌攝影師這個圈子的人來說，Walker Evans並不存在。他接著說，當時第一次接觸這本攝影集的時候，被裡頭的影像給深深的感動。並非圖片內容令人動容而流淚的那種感動，而是他”看見”了 Evans所拍攝的照片背後隱含的睿智的洞察力。就在Winogrand旅行的同一年，另一位攝影家Robert Frank也帶著家人展開了一場更為浩大的橫跨美國之旅，並完成可稱是攝影史上的最重要的攝影集：The Americans。當時Winogrand和Frank並不認識，但在遠行之前都同樣的受到了Walker Evans的American Photographs的啟發。此外，在他們旅行的途中，曾經停在同一個地點拍攝相同的主題。
1962年的古巴飛彈危機， 成了Winogrand人生中重要的轉折。他說道，這事件讓他對家人、自身、與所處的城市的安危深感到憂慮。惶惶不可終日的他，發現自己對事件結果的無能 為力。最終，他獲得一個結論：他什麼都不是 – 無能、不重要、無可奈何。而這結論讓他獲得解脫，因為自身的微不足道，他可以自由自在的過他想過的生活。從此，他停止參與所有攝影或政治團體與活動，並婉拒投票。1962年的古巴飛彈危機， 成了Winogrand人生中重要的轉折。他說道，這事件讓他對家人、自身、與所處的城市的安危深感到憂慮。惶惶不可終日的他，發現自己對事件結果的無能 為力。最終，他獲得一個結論：他什麼都不是 – 無能、不重要、無可奈何。而這結論讓他獲得解脫，因為自身的微不足道，他可以自由自在的過他想過的生活。從此，他停止參與所有攝影或政治團體與活動，並婉拒投票。
Winogrand 是個拍攝量相當的大的攝影家(heavy shooter)。過世之後，留下超過2,500捲拍攝完畢但尚未沖洗的底片，和近三十萬張未經編輯的影像！Winogrand對攝影的熱情令人敬佩，這 驚人的拍照數量，使我想起Robert Adams所說的，”…攝影這個專業沒什麼個人尊嚴…”(…the profession is short on dignity…)。
Adams 的意思是，從事攝影的人都知道，能從一捲底片當中挑出一張自己喜歡的照片，就已經是謝天謝地的事情了。拍攝過程中的”失敗”(沒拍到滿意照片)乃是家常便 飯。不論你是大師或者剛學習如何拿相機，能夠拍到一張讓自己滿意的”好照片”，不曉要經過多少的焠鍊，有時得拍數百、千、甚至數萬張，加上反覆思考才能有 所結果。想想Winogrand所拍攝的數量，”成功”似乎沒有什麼祕訣。對於”失敗”，也不必太放在心上。(另外，對於商業攝影師而言，要能稱的上”專 業”，得看你執行客戶要求的能力，不管照片的結果是你喜歡或不喜歡的)。
補充一點，很弔詭的，攝影者自己認為是”失敗”的照片，往往在策展人的慧眼下，將它巧妙的置放在新的脈絡當中，產生了意義，打破了我們對表象意義習慣性的認 知，讓我們”看見”"沈默的”照片所要”說”的話(see the unsaid)，甚至讓照片說出我們說不出的(express the inexpressible) — 也就是那些我們無以名狀卻真實感受到的感覺。因此，一張照片的”成功或失敗”、”好或壞”，並非建立在攝影者主觀的喜好之上，關鍵在於影像內容”意義的看 見”！只有在意義當中，照片才能存活。所以，當你”看不見”照片上的影像內容所承載的意義的時候，這個時候，一張照片就只是一張照片，甚至，一張”失敗 的”照片，終至消逝。而當你”看見”照片上影像內容所承載的意義時，這個時候，一張照片就不只是一張照片。因為對你來說，照片(實質存在及其承載的影像內 容)成了所謂的符徵(signifier)，是有意義或符旨(signified)的。照片的符號性意義或喚起你的情緒記憶、或挑戰了你的成見，或讓看見 照片之後的你跟之前的你變得不一樣，無論這改變細微的難以解釋…等。最終，這張照片也從此”真實的”活在觀者(你)的記憶之中，即便照片的原作本身， 已經消失無蹤…或者你所觀看的是複製的影像。(繼續下去，會寫不完，因為又會牽扯到複製與真實之間的關係)
攝影家Harry Callahan說，”我猜我大概拍了四萬張左右的底片，我喜歡其中的八百張”。劇作家蕭伯納(George Bernard Shaw)形容攝影家是鱈魚，產卵無數只求其一能臻至成熟(The photographer is like the cod which produces a million egg in order that one may reach maturity)。我想，認真思考與拍照的人，不論是大師或初學者，應該都能在攝影的過程中學習謙虛；而非在知道了一些”攝影技巧”或”構圖公式”之 後，開始自我(ego)膨脹，認為自己跟別人不一樣。
大量拍照的Winogrand說道，”一張照片沒有應該一定得看起來是如何如何”(There is no special way that a photograph should look)。表面上看似平淡無奇的一句話，卻反映了一些攝影的現象。你想在週末時到淡水的漁人碼頭走走看看，你上網google資料，看見許多淡水的日出 與日落照片和那座白色的景觀橋。網路上淡水的漁人碼頭好像一年四季都不會下雨，只有一座白橋值得看。到了漁人碼頭的你，按圖索驥依樣畫葫蘆的走了一回，停 留在相同的地方。請問，這些影像到底是增加還是限制了我們對淡水的了解？我們的旅行過程，所體驗與看見的是”我的淡水”，還是只是一再的重複別人的經驗？ 而這些不斷被重複拍攝的”狀闊的”日出日落、”雄偉的”大橋，影像背後的集體迷思(group-thinking)是什麼？
Winogrand說道，”All things are photographable”。或許，還在思考怎麼拍日出日落才好看的攝影者，也該思考一下這句話。
他几乎把street photography这种摄影方式做到极致. 这本书并不是他最好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