扎根非洲，和动物一起睡在荒野里的星空下，这并不是多数女孩渴望的生活，却是86岁的Jane，在10岁就定下的梦想。

没有学历、也没受过训练的她，用决心和热爱，与孤独和恐惧共处，陪着黑猩猩度过了40年。

任何在生活里迷失的人，都该认识Jane Goodall，她的孤注一掷和漫长坚持，总能给你答案……

上面这张1964年拍摄于非洲野外的照片，在2013年被《国家地理》杂志选为创刊125周年以来，最令人难忘的10幅摄影作品之一。而这个伸出手和黑猩猩宝宝打招呼的年轻英国女孩，就是Jane Goodall——全世界声誉最高的女性动物学家、地球上最懂黑猩猩的那个人。

现在的我们几乎无法想象，最初这一切对Jane来说到底有多难：1960年代，当她独自奔赴非洲时，野生动物的观察与研究，还是完全被男人们垄断的“女性盲区”。如果没有她对黑猩猩的研究和保护，人类甚至还不知道，其实黑猩猩和我们一样，有丰富的感情、会制作和使用工具。

除了研究贡献之外，Jane Goodall更是一位不该被忽视的女性偶像。真实的原始丛林生活不是电影，除了浪漫和自由，更多的是时刻面临的危险和生存压力。过去半个世纪，她在日复一日的野外工作里所表现的坚韧、专注、忠于自我，今天依然值得细细了解、好好重温。

在树上独来独往的女孩

Jane出生在二战时期的伦敦，她5岁时爸爸就应召去了前线，为了躲避轰炸，妈妈带着她搬去了乡下的祖母家。

从那时开始，她就显现出了和其他女孩截然不同的性情。她不爱热闹，也不爱说话，要么独自坐在高高的树桠上读书、幻想，要么就和狗狗呆在一起。

和动物的亲密接触，让天性敏感的她很早就意识到，这些看似不能开口说话的伙伴们，其实拥有远远超乎我们想象的智慧和情感。无论是花园里的蚯蚓，还是在乡间奔跑的松鼠，都可以令她入迷地观察好久。

10岁那年，一本《人猿泰山》成了Jane的心头挚爱，小说里无处不在的冒险精神和自然界散发的野性气息，让小小的她第一次产生了去非洲跟动物生活在一起，写书介绍它们的渴望。

在那个无奈年代，父亲对她而言只是一个陌生的形象。但幸运的是，她拥有一个为她建立起自信、鼓励她大胆探索世界的前卫母亲。

周围人对Jane的嘲笑其实大同小异，无非是“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女孩，怎么可能在野外活下来”，而母亲的无条件支持和耐心引导，成了她心底最坚不可摧的后盾：

就这样，Jane在相对自由的家庭环境里渐渐长成少女，青春期的她一边大量阅读，埋头研究灵长类动物，一边起早贪黑当服务生，存起所有薪水留作旅费，去非洲的野心和决心从未淡去。

攒钱也要去非洲

22岁这年，Jane如愿以偿地从伦敦乘船去了趟非洲。在一封家书里，她这样细腻地记录着在海上的观察。这次大开眼界的远行再次坚定了她的信念，而一个绝好的机会也在悄然酝酿之中——经朋友引荐，Jane认识了影响人类演化理论的类人猿古生物学家Louis Leakey。

她对灵长类动物的一腔热情和丰富知识，令Louis印象深刻。1960年，26岁的Jane在他的帮助下，拿着国家地理学会的资助，去往坦桑尼亚的冈贝河国家公园的野生黑猩猩栖息地生活，近距离研究它们的行为。

梦想成真的兴奋，并不能抵消这项工作的危险：没经过驯化的黑猩猩充满攻击性。过去几十年里，尝试和野生黑猩猩一起生活、获得信任的男性动物学家早已尝尽失败的滋味，甚至有人被撕毁了半张脸。

刚到冈贝的5个月，Jane为了接近黑猩猩所做的努力同样统统白费。同时，无人对话的孤独成了必须习惯的生活方式，却也让她越受挫，越勇敢。当时普遍认为，人类是唯一可以理性思考的生物，低估了黑猩猩的智力和进化程度，恰恰因为没上过大学，更不知道这些理论，Jane反而敢于大胆去推翻一切。

她发现，黑猩猩可以制作和使用工具来捕食蚂蚁，颠覆了“只有人类才会制造工具”的固有观点。同时，它们在抢夺资源时不仅拉帮结派，还会发生派别之间的争斗，“战争是人类独有的行为”也站不住脚了。黑猩猩群体里甚至已经有高低分明的等级制度，为了争取社会地位，它们也会有流血冲突。

随着这些结论一经发表，整个学术界都记住了Jane Goodall这个名字。然而，当时大部分人对她持质疑和蔑视的态度，因为“她是一个没受过任何专业教育的年轻女孩”。即使后来研究成绩逐渐受到肯定，媒体字里行间也依然不断强调她的外貌和身材。好在Jane唯一的信念和斗志，就是留在非洲做尽可能久一点的研究，至于小报如何在故事上做发挥，她并不太在乎。

有一些爱情，只有旷野知道

随着Jane的研究名声渐大，《国家地理》派了一名热爱野生动物摄影的摄像师，来冈贝记录Jane的工作——他就是往后余生都和Jane的名字紧紧牵连的Hugo van Lawick。

最初他们并没有料到，在丛林深处朝夕相处的搭档关系，会衍生出一段爱情来。Hugo喜欢抽烟，烟头丢得到处都是，而Jane最讨厌别人抽烟。她看着他在野外忙碌工作的样子，默默地想，我们是如此不同的两种人啊。

但是，很快她就找到了两个人的共同之处：他热爱野外生活和动物，也热爱这份工作，她也一样。而Hugo投注在她身上远超过一个拍摄对象的关心和在意，也越来越掩藏不住了。

就在她刚刚开始习惯他的陪伴时，完成拍摄工作的Hugo却必须离开了。正当她忍不住想念他时，他寄来了一封开门见山的电报求婚信。

婚后重回野外，她的工作也渐入佳境：建立喂食站，控制黑猩猩的暴力习性；在记录和观察亲子关系时，她发现它们和人类有着类似的爱。在Hugo的协助下，她有了自己的研究站，在这里接收学生，到处飞行演讲，度过了最好的一段时光。

事情变得不对劲了，是从Hugo的科研资助被停掉开始的——他在冈贝的任务已经结束，而她却渴望在这里过完一生。儿子Grub出生后，他们短暂地搬去Hugo拍摄动物的草原生活。她一边努力扮演妈妈的角色，一边给丈夫当助手，却无法继续研究黑猩猩了。

直到黑猩猩爆发瘟疫时，Jane才终于忍不住回到了冈贝陪着它们。而这一次，Hugo没有和她一起。尝试过对Grub的家庭教育，令她感到沮丧。小小的他根本不喜欢野外，更不喜欢黑猩猩，同时她自己也很难一心二用。把Grub送回英国上学后，她开始独自承受内疚，一年之中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。

最后，当Hugo再次重返冈贝时，他终于提出要求，让她离开这里回草原生活。在这样为难的处境里，她选择写信给母亲，没想到竟然再次得到了那份记忆里最熟悉的支持。在寄回给Jane的信里，有这样一句话：

至此她再也没有犹豫，很快做出了一个人重新在野外生活和工作的决定。而在这段10年的婚姻结束后，Hugo直到2002年去世之前都留在草原上，成为了史上公认的最好的野生动物摄影师之一。

人的快乐是自己给的

对于一个心在旷野的女人来说，独自生活反而更加忠于自我。Jane在非洲过得依旧忙碌，写书、做田野调查，偶尔和来冈贝看望她的Grub耐心相处。直到1980年代，眼看着黑猩猩数量不断减少，她明白守住一片栖息地还远远不够，必须走出非洲，让更多人切身体会到它们的生存现状。

从那时起，她过上了一年里有300天都在各个国家和城市奔波演讲的生活。除了挽救黑猩猩的命运，今年86岁的她还在利用自身的影响力，致力于环境保护和动物保育的议题。面对有限的余生，她唯一的焦虑是要做的事还很多，时间根本不够用。

而母亲在很早很早以前对年轻的她说过的话，至今依然是她的勇气和力量的来源：

任何女性生来都不是被原生家庭、外貌身材、婚姻、小孩所定义的。只要你真的愿意去做，也敢于去做，就可以做成任何事，需要的不过是像Jane一样孤注一掷，心无杂念。无论20岁还是80岁，只要心底留住一片旷野，我们就永远不会失去自由的底气。